我们为什么要“申遗” 


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一宫三陵”被28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欣喜之余，颇多思考。诸多申报世界遗产的中国景区怀着和全国莘莘学子一样焦急的心情，也在翘首企盼挤过“申遗”这根“独木桥”。“申遗”俨然成了中国众多景区和文化遗产的“高考”。可是，为什么要“申遗”？到底“申遗”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谁与“申遗”有关

世界遗产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申遗”项目审议机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落实《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把那些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的”人类共同财富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要求缔约国对遗产予以保护。作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机构，该委员会由每两年召开的公约缔约国大会选举产生，其秘书处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具体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日常事务。

国家及相关管理部门　一方面，申报遗产的自然、文化和非物质口头遗产都是一个国家自然、文明的遗存，一旦申报成功将大大增强国家、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国家作为这些遗产的所有者，希望达到“保护和利用的双赢”，通过“申遗”至少在客观上促进对遗产的保护，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对于相关管理部门来说，在我国遗产地管理体制混乱的情况下，一方面希望把遗产的保护纳入国际网络，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部门利益。

申报地政府　对于申报地的地方政府来说，申报世界遗产无疑是利用国有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良好途径。一旦“申遗”成功，还可能带来知名度的显著提高、巨大的旅游客流、良好社会文化效益，甚至是地方管理者的显著政绩。即便“申遗”不成功，至少也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因此，对“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的向往和对申报成功之后巨大经济利益的期待，使得申报地政府花血本、耗巨资、拚全力“申遗”。

遗产地开发企业虽然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资源，但是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企业的介入成为必然。因此获得世界遗产的经营权，也就具有了超强的市场号召力，具有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世界遗产”这块招牌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在这一环节得到兑现。

旅游者　旅游者的巨大需求成为“申遗”的重要动力。一方面，“申遗”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为旅游者提供了一种国际性的视角，说明了申报地的文化、自然价值，为旅游者出游选择提供了权威的参考。另一方面，一旦世界遗产申报成功，蜂拥而来的旅游者就成为巨额“申遗”投资的真正买单者。即便“申遗”不成功，在申报的过程中申报地已经为旅游者所熟知，增进了同旅游者心理上的距离，增加了申报地在出游选择时被选中的可能性。

普通居民　对普通居民来说，申报遗产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但是地方政府巨额的申遗支出以及申遗成功之后，景点门票的飞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面临福利的损失。

谁在“申遗”？

这里的“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谁在为“申遗”买单？其二，拿什么东西去“申遗”？

谁在为“申遗”买单？如上所述，申报“世界遗产”这一以保护为宗旨的活动，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其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和商业利益成为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内在动力。市场对于“世界遗产”品牌的认可和需求促使申报者花费巨资申报，为了申请成功，申报者对世界遗产评审所提出的种种环境保护要求也尽力照办。在这样一个市场需求———地方申请———评审要求———环境保护的动力机制中，对“申遗”成功后旅游经济效益的良好预期无疑使地方政府成为“申遗”活动的承担者和买单者。同时，由于“申遗”活动存在对社会文化的促进、作为政绩工程以及满足攀比心态等的巨大综合效益也说明了地方政府这一角色定位的必然性。本来，如果运用得当，这种动力机制至少在客观上可以促进遗产的保护，形成良性循环。但是目前地方政府动辄几亿、十几个亿投向声势浩大的“申遗”工程，其在“申遗”活动中所报有的目的和利益优先的定位，决定了其在“申遗”成功后，很难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世界遗产”，达到良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双赢，冲动的开发激情必然冲破遗产保护的理智界限。

拿什么去“申遗”？正如上所述，“申遗”者目的决定了其拿什么去申报。拿那些具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东西去申报，还是拿那些处境危急、急需保护但商业价值较小的东西去申报？这确实是个问题。目前，在国内，很多“申遗”活动真正的目的在于申报之后的开发而不是申报之后的保护，这样的“申遗”动机就决定了“申遗”过程只是围绕着评审机构的指挥棒和“考试大纲”，迎合评审团的口味，分析哪些申报有可能通过，而不是评估哪些东西真正是“具有普遍价值的，需要保护的人类共同财富”。这就偏离了遗产保护的初衷，失去了“申遗”的真正意义。

为什么要“申遗”？

几乎所有的“申遗”活动都指出：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的双赢”。笔者认为，“申遗”活动对申报者来说至少具有三重效益：

旅游经济效益　申遗”存在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事例屡屡见诸报端。平遥古城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黄山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2亿元。自从南京明孝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从2004年4月1日明孝陵的门票由15元涨至50元，门票提价后明孝陵“人气”不降反升。据报载，到2004年3月为止，全国已有近百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是5年前的3倍多。

社会文化效益　除了潜在的经济效益以外，“申遗”活动也具有良好的社会文化效益。它增进了对遗产的关注、认识和保护，有利于与世界接轨，把遗产纳入世界遗产保护的网络，有利于交流和借鉴。此外，地方通过“申遗”活动也对内增进了团结、统一了认识，对外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对于这一点，申报者并不讳言。例如，沈阳申遗成功之后，7月3日上午沈阳举城同庆，一片欢腾。沈阳市委书记说：沈阳“一宫两陵”申遗成功，无疑会促进沈阳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发展，沈阳市长也表示：“申遗”成功，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吸引世界的目光。

综合效益　此外，“申遗”活动还具有其他多重效益，例如地方知名度的提高、政绩工程、攀比心理的满足等。

综上所述，对这三重效益的追逐成为地方“申遗”的动力所在。但是，要真正实现“双赢”和“多赢”，却仍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处理这三重效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管理、合理设定开发活动的范围？如何建立开发———保护良性循环机制？这些问题就成为“申遗”成功以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金字招牌”有风险

“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并非是“免费的午餐”，“申遗”者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一旦“申遗”失败，原来良好的预期化为泡影，巨额的投资付之东流，难怪有人感慨，中国的“申遗”活动成为了“风险投资”。“申遗”整个过程以及“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让很多地方政府体验了不可承受之重。

“世界遗产”申报程序复杂，申报历程漫长　申报“世界遗产”需要长时间实地整修、材料准备、审批等待，同时对于文化遗产来说，还要面临语言和文化内涵上双重的“翻译过程”。例如，申报成功的云南省“三江并流”前后共花了10年时间，准备的科考报告就有数百万字。刚刚过关的“一宫三陵”申报过程也历时两年，过了六道关，真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如果“申遗”失败，将面临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遗产地离旅游地有多远？　世界遗产地除了在市场上提高申报地方的知名度以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旅游开发利用？保护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之间有多远？评判的标准并不相同。虽然目前遗产地是旅游开发的良好依托，但是随着旅游体验的日益多元化，深圳华侨城的成功、大型娱乐活动嘉年华的热遍京城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遗产”之外，旅游开发还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遗产地并不等同于旅游地，片面追求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就落入了旅游开发的误区。反之，具有非常广阔市场价值但保护价值并不大的旅游吸引物，即便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也难于成为“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地是一块金字招牌，具有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但首先需要对遗产地进行良好保护，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到开发，而且是有限度的开发。否则，保住这块金字招牌就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世界遗产已经取消了“终身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启动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黑名单”，如果连续上榜一段时间就可能被取消“世界遗产”称号。1992年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取得世界遗产资格，时隔6年，1998年该风景区被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亮黄牌警告。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为了保住“世界遗产”的名字，张家界政府将景区内3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恢复原貌，花费了近10亿元人民币，比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金字招牌”丢掉后的市场人心背弃，成为遗产地经营者潜在的深层恐惧，也使得“申遗”活动成为“刀刃上舞蹈”。（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马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