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本报记者 孙波2007年3月1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作了《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大会口头发言。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又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一主题举行了大会期间唯一的媒体集体采访活动。一时间，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再度成为各路媒体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日前，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记者：单局长，您好！近年来，线性文化遗产成为国际上新兴遗产保护的重要领域。您能否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线性文化遗产？

单霁翔：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线性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其中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我国的大运河流经今天中国区划的六个省、两个直辖市，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了统一的水运网,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运河沿岸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有沿河兴起的城镇及其各类建筑,有码头、仓库、船闸,有桥梁、堤坝等,形成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刚才所用的是“大运河”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京杭大运河”这一概念，请问这两者有何区别？

单霁翔：“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区别要从其历史演变谈起。大运河始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之凿邗沟，至隋代建成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流经今天的八省市。元代时截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比经洛阳的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修整。大运河的范围大，内涵广，包括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变过程。

现在人们通常对“京杭大运河”概念的印象比“大运河”更深与两者的保存状况有关。由于历史原因，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在明代末期已基本地面无存，大多遗址已埋在地下，需要考古发掘。安徽境内的大运河仅存部分河段，像泗县段。不过，近几年，考古研究机构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在河南宁陵、永城等地发现了码头遗址和部分古河道，并对大运河的走向作出初步判断。同时，也有考古发现古运河码头。如安徽柳孜运河码头遗址等。

记者：我们知道，1961年我国将另一线性文化遗产长城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仅公布了一些重要的段，比如八达岭长城、嘉峪关长城、山海关长城。但是去年国务院公布京杭大运河的时候，一下子把京杭大运河上述的这些文化遗产都作为一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了。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单霁翔：我们对大运河的保护是有前瞻性的，这与大运河的特点有关。我们把大运河归纳了六个方面的特征：1.大运河是一项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2.它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3.它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4.它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5.它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6.大运河包括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可以说大运河好比一条流动的“丝带”，串起了我国东部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粒粒“南珠”。2006年5月，我国将大运河整体列为国保单位，是适应国际上近年出现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将大运河作为一条串联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和众多国保单位的文化遗产线或带，将大运河及其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通盘考虑，能整合保护资源，加大保护影响，提高保护效率。

记者：“大运河”在历史上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过哪些历史贡献？我国将其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有哪些积极意义？

单霁翔：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作为中国的一条搏动不息的大动脉，大运河一直起着沟通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维护着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人们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蕴涵着丰富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精神享受和文化愉悦的资源。

大运河作为体量大、影响大的文化遗产，将其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大运河的科学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是保障可持续发展千秋伟业的盛举，也是我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承诺和贡献。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和广义的“工业遗产”，在保护方面均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我国在这些方面的保护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是对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贡献，也必将提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和填补文化遗产保护的空白。

记者：我国近年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大运河” 申遗在这些工作的整体规划中作何考虑？

单霁翔：2006年1月，我国将广东开平碉楼及村落的申报文本报世界遗产中心，提出开平碉楼及村落申报2007年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1月，我国将福建土楼的申报文本报世界遗产中心，提出福建土楼申报2008年世界文化遗产。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世界遗产中心就已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列入行动计划，并开展了一系列国际联合调研和协商。2006年，分别在吐鲁番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召开国际协商会议，中国、中亚国家等国家已初步形成丝绸之路申遗的国家预备清单，中国段各省的文本准备工作已启动。总体来说，丝绸之路的申遗准备比大运河启动早，条件也相对成熟些，国际关注度也更高，可能会先考虑丝绸之路申遗，再提请大运河申遗。

记者：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存在哪些困难？

单霁翔：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主要面临有九个方面的问题：1.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长期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大运河的保护直至进入21世纪以后才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2.相关研究不够，运河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对大运河保护对象和范围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直接影响到大运河及其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范围难以明确界定，也是目前制约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原因之一。3.运河流域环境严重污染，文物本体年久失修。4.建设性的破坏，威胁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5.保护性开发或者破坏，改变了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6. 城市特色逐渐消失。今天京杭大运河沿线一些城市由于控制失当，造成城市形态、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的趋同化。大运河因此形成的独特价值正逐渐削弱。7.多头并管，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大运河的文物保护工作，也不利于航运和地方建设的协调发展。8. 尚未组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效机构。9.沿线环境整治任务繁重。鉴于大运河目前面临的人为和自然破坏，如何恢复大运河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大运河的历史环境，也是一大难题。

记者：为应对这些困难，国家文物局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开展哪些工作？

单霁翔：大运河的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是一次科学严谨的文化实践。国家文物局为大运河“申遗”准备开展九项相关保护与研究工作：1.结合即将全面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对大运河及沿线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调查，尽快摸清家底。根据文物普查情况，及时把相关文化遗产公布为保护单位和历史村镇。进一步认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性，明确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对国际上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正在申报的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比较研究，确定大运河申遗科学、全面、精准的内容和范围。2.清醒认识大运河保护现状及主要问题，建立健全大运河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开展大运河保护规划纲要以及重点地段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开展大运河专项管理法规调研和编制工作，使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3.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适应大运河跨地区、跨流域、跨部门的保护管理体制，明确大运河保护责任。4.尽快建立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机制，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有效的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领导协调机构，建立大运河沿线相关城市的合作、协商和对话机制。根据运河沿线有关城市的申报热情，组建跨地域合作的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联合申报办公室，统一步骤，协调一致，全线铺开。5.加强大运河保护科研工作，开展对大运河保护理论和保护技术、管理体制和方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6.实施大运河重点地段保护示范工程和相关重要文物的抢险工程，通过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大运河保护的整体水平。 并配合申报计划，开展文化遗产抢险修缮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7.结合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做好工程实施中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文物本体保护工作，增加工程的文化含量，延续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文脉，使今日这一造福社会的国家重点基本建设工程，成为明天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8.深入开展大运河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人们的自觉保护意识，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大运河的保护工作。9.建议各级财政、各有关部门增加对大运河保护和管理工作的经费投入。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了国际运河文化遗产申遗的比较问题，您能介绍一下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的情况吗？

单霁翔：法国米迪运河199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目前唯一一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录的运河。1985年，西班牙塞戈维亚古城及其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时代的高架引水渠被列入名录，该水渠建于公元前1世纪，长仅813米，属于古建类的水利设施。

目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有加拿大的里多运河（the Rideau Canal）。该运河从渥太华到金斯顿，全长202公里，由河流、湖泊、人工运河将安大略东部的城镇连接起来。2004年，加拿大政府将里多运河列入加拿大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06年1月25日将申报文本递交到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社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形势，在此形势下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景如何？

单霁翔：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了构建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为凸显遗产的全球性和平衡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评审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形成了一些遗产申报限制，如众所周知的限额制等。另外，根据2005年新修订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今后世界遗产的申报会向尚无遗产或数量少的缔约国倾斜，而对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进行限制，一些遗产大国的申报项目要求越来越严。我国自1985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至今已有33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20年来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总数位居意大利与西班牙之后，为世界第三。2006年7月，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均获通过的国家，这必然会引致国际的关注和更为严苛的要求。

记者：说到“申遗”，我国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申报热情高、保护意识弱的倾向，请问国家文物局有哪些措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单霁翔：毋庸讳言，“重申报、轻管理”的现象的确在一些地方存在。国家文物局为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加大依法保护、管理力度，认真履行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和建设控制地带新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其次，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建立并不断完善监测巡视机制和专家咨询制度；再次，不断提高遗产地人民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遗产保护理念和认识，将申遗的过程作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过程，在申遗成功后，防止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的破坏，恪守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最后，要加强宣传、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提高公众的认识，纠正申报遗产过热的倾向。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申遗”只是目标，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在于把这样一个古老的运河，承载着中华的文明，传向未来，使它再有2500年的历史，甚至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