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和江苏周庄举行的“中国传统节日·乙酉中秋论坛”(2005年9月17—18日),以“传统文化的时间与空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振兴”为主题,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关系及相互结合的制度安排,传统节日与无形及有形文化遗产的关系及其保护,传统节日与旅游业、当代文化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研讨,但是在我看来,会上谈论最多的其实还是对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一种呼吁。
在从前的人类历史中,人们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谈论并实施过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但是当时的文化遗产其实是被保护得很好的。因为前现代的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和历史密切耦合的社会进程之中的。今天遗产保护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除了说明人类的文化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之外,更说明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变化过程中。在变化中,世界显得拥挤,许多老的东西很快过时并行将消失。在变化中,方向感有些模糊。
放眼历史,旧东西消失从来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与生态的多样性一样,人类的持续健康发展也需要文化的多样性作为支撑——大家都开始知晓多样比单一面临风险时更不脆弱这样一个道理,多样性还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教育与体验的资源,多样性所蕴含的独特性满足了一部分人在加入更大的人际交往范围时的自信心等等。因此在变化与进步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变得紧迫和更有意义了。
我相信人类的有意识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将开辟人类历史进步的新纪元。就像100多年以前科学的诞生一样--3A前的人类历史上也有科学的探索,但是19世纪时科学的所有主要学科几乎同时开始成为独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科学,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改造能力空前增强,成为塑造世界成为今天模样的主要动力。
我们对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同样的力量,它会将人类文化的演进导人一个更加合理健康的方向与状态。
相对来说,人类认识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与入文世界已经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是对于文化,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如何相处,我们确实经验不多。尽管从人类诞生迄今,文化的成就在不断积累,文明社会形成特别是奠定各大文明体系基础的集大成的轴心时代之后,各个文明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处理自然与社会的相对固定的文化框架,应该说是15世纪以来的几次大事件才让人类进入一个全面的文化交往的时代。
其一是地理大发现,尤其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探索与殖民,让欧洲人见识了不同的人类文化。
其二是前述的19世纪以来的科学大发现,包括与研究古今文化密切相关的考古学与民族学。考古学让许多已经消失的古代文化重新进人人类的知识视野,仅10(3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发现并命名的文化就有上百个。这些文化作为古代人类群体生活的物质遗存的集合,代表了不同时空中早已死灭的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几平与考古学同时,人类学——主要是其中的民族学让我们开始科学地面对今天尚存的不同族群的文化以及同一文化系统之内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民族学为手段的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丁56个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而民族的定义其实就是文化的,每一个民族之间并没有生物学所说的物种方面的差异,区别仅在于人类生活于不同时空中形成的语言、心理、宗教、生活方式和情感认同等等。
其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方兴未艾的经济一体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运动,人类交通交往的范围空前扩张,让文化及文化差异问题溢出学术,走出科学的象牙塔,走进全体人类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意识,让人类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差异问题,此时的文化不仅成为不同个人及民族国家等群体发展的具有自觉意识的适应工具,而且涉及全人类整体的和平相处与未来发展路向问题。
尽管人类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早期的旅行家、探险家、外交人士及稍后的科学家也有过接触和研究、传播异文化的记录,历史上文化交流甚至不同族群交流、融合、冲突等事件屡见不鲜,但是人类处理整体的文化间关系的经验则是全球化以来的新事情,经验极为不足。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群言》 2005年1、2期),近代历史以来,西方思想与科学范式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西方思想对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军事、综合国力等方面的比较,往往像是在进行一种力学分析,缺乏文化的润滑。西方的社会科学同样具有物理学的倾慕症。欧洲入初到美洲遇到印第安入时,最初是不愿承认这些人也是自己的人类同胞,曾派出多批科学与宗教的考察团前去确认。后来勉强承认印第安人是人,则认为也只能是《圣经》记载中失踪的以色列部落或者早期埃及人的后裔,是需要征服和驯化的野蛮人。直到20世纪,殖民者对土著人的歧视还表现在包括法律在内的多个方面。
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形成了许多文化理论,对我们科学认识人类的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开始让我们科学地面对异文化,而且让我们对自己文化内部的局部文化比如大传统与小传统、亲属制度、层级结构等文化的结构功能等也具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古今文化大会面、大碰撞,加上人口增长,经济一体,环境压力和生活方式等的推助,数千年的文化惯性让不同文化之间打交道时一时显得手足无措。
应该说人类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与异文化的接触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史记》和先秦文献对此已经有记载。古希腊的文献对希腊之外的世界与民族风情等也多有记载。最早的文献诞生之前,人们也会每每实践着文化的接触与交往。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文化——起码是作为整体的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的文化是不见面的。这里边有交通的原因,更有文化自身及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人们对异文化的见识如同瞎子摸象。
与此对应的是文化自身的概念和意义问题。轴心时代各文明的文化概念普遍是世界图式式的,人们倾向于在世界体系中为自己寻找定位,满足于一种自圆其说式的心理慰藉;科学时代的文化成为工具理性的适应手段,人们要有意识地发挥文化的适应功能与人际协调作用:而进入全球化即一个新的全球轴心时期的现在,文化概念可能要重新回到世界图式式,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概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人与自己社会中的人的关系已经让位于一种更急迫的处理不同文化间关系的需求,人类需要从文化角度重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图景,这涉及到对各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与世界图式的整合及其所成就的关系的处理,远非理性一种方法可以见效。这种重建不仅是新的与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