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及其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1985年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优秀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另一方面在遗产管理上逐步与国际社会接轨，接受国际社会对世界遗产的管理与监督。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数居世界第三。

在世界遗产管理方面，我国目前仍然沿用传统的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模式，遗产管理基本满足《世界遗产公约》和《建议》在国家一级的要求。主要体 现在：一是建立了“条”“块”结合的遗产管理行政组织体系。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行业管理部门对遗产地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同时地方政府又派出管理机构 对世界遗产地进行具体综合管理。二是制定了基本涵盖遗产管理的政策法律。三是利用各种手段加强了对世界遗产的维修保护。我国目前尚无一处遗产地被列入《世 界遗产濒危清单》，总体较好，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去年结束的第27届苏州遗产大会上，我国有多达5处世界遗产地遭到遗产委员会的评估警告。为此社会各 界围绕我国遗产管理模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一些讨论明显忽略了我国所处的特殊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和文化背景。

我国世界遗产管理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保护，或者是要保护还是要开发等常识性问题，而是如何脚踏实地地实现更有效保护管理的问题。有效的管理来自两个方 面的保障：一个是管理组织形式；另一个是管理方式。管理组织形式需要从遗产自身的特点出发加以建设，但也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管理体制，因为任何组 织都必须有其可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如果我国遗产管理的组织形式脱离现有的行政区域划分特征、脱离国家对历史文化资源、风景区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已经形成的 业务管理体系，脱离现有的多主体利益特征，那么有效性就难以获得基本的支撑。由于我国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管理组织形式的变革需要较长的时期，对于世 界遗产管理来说是长远的目标。

在管理方式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占有很重要地 位。同管理组织形式相比，管理方式的变革要快得多，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目前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从社会文化背景上分析、从遗产管理方式上入手， 寻找与国际遗产管理规范的差距，以提高我国遗产管理有效性为目标，积极总结管理经验，进行遗产管理方式的探索。

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对当前遗产管理的影响

管理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基础之上，而文化则被看做是一个社会或族群的一整套精神的、物质的、智力的和情感的特征，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 式、共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一合人，强调整体与直觉思维，“和谐”、“中庸”、“无执”贯穿在传统管理文化之中，缺少西 方现代管理的严谨逻辑思维与科学理性，这也表现在对遗产的管理上。以下几个遗产管理问题值得关注。

1、遗产规划和管理决策

规划是决策的蓝本，西方国家特别注重对遗产地的科学规划与论证，并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开展工作；而反观我国世界遗产地的规划严重滞后，目前仅峨眉山总体 规划经过国务院批准，许多遗产地缺少科学规划，而且一些规划编制经验不足、水平不高、操作性不强，导致规划被束之高阁。在遗产管理决策方面，美国按照总体 管理规划、实施计划、年度报告三个层次，分层实施，有总有细，并辅之以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估等手段注意实施效果的信息反馈，确保遗产决策建立在科学、严 谨、有效的基础上。而我国不少遗产地建设在既无规划也未开展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仅凭领导个人意愿开工建设，严重缺乏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众参与，导致不少“善 意破坏”事件发生。去年我国被要求评估的5处世界遗产地中就有不少是由于缺少规划和论证造成的，如苏州园林新博物馆选址、故宫和布达拉宫周边的现代化、三 江并流地区建电站等。

2、遗产监测

西方遗产监测受其文化影响，一般建立在科学的指标设置、数据收集与技术分析上。我国的遗产监测多数表现为日常巡视和人为感觉判断，对科学数据收集与分析 不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测信息管理机制，为此我国的世界遗产付出了惨痛代价。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烧毁，起因于搭设照明线路及灯具使用不规范，电灯烤燃他 物而引发火灾，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和监测不力。平遥古城在其垮塌前早有征兆，而监测活动却未发挥应有作用。国家文化局调查组最后得出结论：缺乏日常监测和维 修保养是古城垮塌最重要的原因。

3、遗产维护

对遗产的维护和修复最能体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十分强调维护遗产的“历史真实性”。《威尼斯宪章》特别提出，在文物复原时，任何臆测发 生时，修复工作应该马上停止；如果不可避免地要有添加之作，必须与原有建筑构成有所区别，而且一定要烙印上当代的痕迹。这体现了西方社会对文物历史原迹真 实性的严格要求。国外文化遗产中有许多“不完整”的古迹，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修复，而是认为缺乏直接的原始证据，宁可让其保持残缺的历史现状。而亚洲国家 文物修复强调“价值的真实性”。《奈良真实性文件》认为，真实性的衡量基础来自于对文化遗产原始与后来特性和意义的了解，即真实性已不仅是针对文化资产的 原始价值，而包括了它之后的使用以及所被赋予的意义。我国文物界长期奉行“修旧如旧”原则，在维修时按照当时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的工艺，尽力恢复“完 整”的历史原貌，其目的不仅在于文物修复本身，也在于恢复文物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但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在未经严格科学考证的情况，新建了不少“假古董”，这 不仅违犯了《威尼斯宪章》关于真实性的要求，也是对“价值真实性”的滥用。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遗产管理的有效性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对管理方式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需要继承、有的需要摒弃，也有的需要加以改造。这些工作正是遗产管理者需要努力所在。

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提高世界遗产管理的有效性

虽然，科学文化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总体上，我国遗产管理方式仍然与传统文化背景相联系，传统的管理思想、管理思维、工作方法依然主导着我国的遗产管理。从现实出发，正确认识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加以创造是当前遗产管理的重要任务。

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从整体出发与直觉领悟的遗产管理方式的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协调管理思 想，对解决我国遗产管理存在的多主体问题，实现“共赢”，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应看到这种遗产管理方式依赖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个人的经 验，遗产管理的有效性实际上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吸收西方遗产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科学管理思想，增强我国在遗产规划、遗产决策、遗产监测、遗产 维护和日常管理的科学性是必要而且急需的。

因此，发挥传统“柔性”管理优势，学习 西方“硬性”管理思想，了解深层文化背景差异，认清管理思想优劣势，转变传统遗产管理思维，改变遗产管理方式，建立有效的遗产地管理体制与机制，可有效弥 补我国遗产保护在经济条件和法律上的不足，实现我国遗产更有效地保护、保存与展示的管理目的。

结束语

经过前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正步入一个提高管理能力的新阶段。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必须遵从基本的国际和国家管理准则，同时充分认识到自 己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差异及其各个遗产地的影响。有效的世界遗产管理来自于有效的遗产管理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我国目前的遗产管理组织形 式由我国的经济现状和社会体制决定，它的转变需要长期过程。当前我国遗产管理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遗产管理方式问题，其深植于传统文化背景中。遗产管理改 革应该以现实的管理体制与机制为基础，以文化背景与社会现状为基础，不照搬某种体系，而是着重于对现实管理的提升。发挥传统“柔性”管理优势，吸收西方 “硬性”管理思想，是增强我国遗产管理有效性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