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全国政协委员、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及创作、批评，主要致力于佛教音乐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近年来关注民族音乐现状，长期主持民族音乐专场音乐会。音乐评论在我国音乐界和公众中有较大影响。已发表学术著作、论文、文学作品约150万字。

一个新兴的“老”概念

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中国现在是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从一个陌生的名词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到学者到普通群众，都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物产抱有相当大的热情。

2000年，我国开始为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当时进入这个名录的，还有日本的能乐。但是当时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情。而日本却是用通栏的大标题，把能乐进入联合国的非遗名录当成他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荣誉来报道。

我说这样一个事情是想告诉大家，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这个观念上的差距比2001年中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差距还要大。可喜的是就在这个月，媒体公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而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全社会的关注程度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现在是进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现在我国昆曲、古琴艺术等有26个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三项被列入联合国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就在最近，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颁证仪式，向参与申报工作的95个单位颁发证书，再一次表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日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最早就是在日本产生的，它用汉字写叫“无形文化财”。这个概念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先翻译成了法语，然后又翻译成了英文，而我们驻联合国的官员和翻译们又把这个词从英文翻译回来，就变成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现代化夹缝中生存的传统文化

中国戏剧的生存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大约有300多个地方戏剧种，这些剧种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

据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大约有300多个地方戏剧种，这些剧种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但是地方戏剧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现在的社会。

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的高峰艺术就是戏剧艺术，这是中国在世界上足以自豪的事情。欧洲有许多国家，但是欧洲现在只有一个歌剧，一个芭蕾舞剧，一个交响乐，在欧洲文化上早就统一了。比如说话剧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有英语的话剧、德语的话剧，但是形式是一样的。交响乐也是一样的，只有风格的区别和流派的区别，所有的管弦乐队全是一样。芭蕾舞剧有法国的、俄罗斯的流派，但是作为剧种只有一个。可是中国有几百种完全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音乐、不同的伴奏乐器、不同的程序、不同的程式、不同的剧目、不同的唱腔。我们和欧洲文化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感到很遗憾，就是文化上他们逐渐地统一化、趋同化，而丧失了多样性。

但是中国这几百个剧种，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丢失了一半还多。而剩下的这些剧目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适应现在的社会。而所有这些剧种的传承人、演员和从艺的人员，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要让这个剧种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思路也统统是一样的，要请一个现代作家编新戏写现代生活，请一个音乐作曲家写唱腔，他使用的唱腔一定是现代的管弦乐队伴奏的。请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学话剧出身的导演或者是影视导演，用西方的观念来拍这个戏。结果我们一百多个地方戏，现在越来越失去特色。

明显的例子，前些年非常盛行、得到人们喜爱的黄梅戏，现在看的人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说它渐渐不是戏了，而变成歌剧了。所有的地方戏，现在越来越统一化了，乐队加上小提琴、大提琴，由现在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来配器。这些戏剧演员也都自觉地、自愿地学习“科学发声方法”，最后是唱歌，而不是唱戏了。2002年时我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批评 “千人一声”，我当时指出，这不是青年歌手的问题，甚至不是老师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当我们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化时有一个标准化的思想，要所谓的科学化思维就成了艺术发展的重要思想。按照一模一样的东西，要规范化、科学化训练出来的孩子，大家的声音都一样。这在后来引起了音乐界很大的反思。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所有到过日本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一方面非常现代化，另一方面，却非常古老，其表现在于，民间还保存着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社会上受到高度的重视，所有的公众都把欣赏古典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其实，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他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经历了“西化之痛”。明治时期提出 “脱亚入欧”口号，理论核心就是倡导 “全面西化”，整个社会积极学习西方。当时的 “演剧改良运动”，主张摈弃东方戏剧的抽象主义精髓，采用西方戏剧写实主义理念，采用 “具象”的舞台布景和舞美设计，甚至主张抛弃 “歌舞伎”传统的音乐手段、歌唱方法和表演程式，采用西洋歌剧的音乐创作手法和 “美声唱法”。相扑被作为 “野蛮的裸体游戏”明令禁止。但是现在，他们的民族感情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日本于1950年制定了 《文化财保护法》。其 《文化财保护法》共有7章112条，附则18条，共计130条。把文化财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筑物群、保存技术6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护。1954年之后，又制定了对无形文化财传承人的保护制度，以 “人间国宝”的尊称和相应的待遇表达对传承人的全民礼遇。而明治维新后曾一度遭禁止的大相扑，不但继续着 “裸体的野蛮游戏”，更被视为 “国伎”而普获尊崇。

非遗保护的意识难题

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文化自觉”的概念， “文化自觉”是保护 “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整个社会的发展像一趟高速的列车，而需要保护的东西就像一张薄纸从列车的窗口一飘而过，如果我们抓不住就会错失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讲，“软”的丧失将是我们长时间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 “文化自觉”的概念， “文化自觉”是保护 “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 “文化自觉”是已故中国学者费孝通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 “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是该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任何来自外部的“越俎代庖”式的 “保护”，都难以真正起作用，使 “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范式并使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最终还要依靠各民族自己的觉悟和行动。当一个民族或群体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与后果时，一切外来的努力都不能代替这个民族的 “文化自觉”。就像生物体对待暴力侵袭与 “温柔抚摸”的自然反应不同一样，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遭遇、碰撞的时候，强势文化、外来文化对弱势文化、本土文化的态度，常常是造成后者对前者是接受还是抗拒的关键因素。当异质文化强大且采取温柔而不是攻击的姿态时，接受便代替了反抗，最终变 “他”为 “己”，使接收者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以忘掉 “己”文化为代价融入了 “他”文化。刚才提到日本保护非遗的例子，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文化自觉。压力与恐惧，似乎是我们这个近邻较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原因。

短短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国家的面貌改变这么大，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在自豪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定的担心担心传统文化的断代、担心民族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通通被一个“改天换地”的自豪所替代？现代化就像一块巨大的橡皮，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抹掉历史、抹掉祖先的痕迹、抹掉那份温润的带着祖先体温的文化。对此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社会的发展像一趟高速的列车，而需要保护的东西就像一张薄纸从列车的窗口一飘而过，如果我们抓不住就会错失机会。一方面随着我们的宣传，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必须承认，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的力度、广度和我们能做的事情，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力度、速度比起来，还是太弱了。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满脑子想的就是现代化。在他们眼里，现代化就是过上同一个标准的生活。

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的服装，都那么漂亮，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朋友已经不要穿这衣服了。当一代苗族、布依族、侗族的少女、少年们要把他们的绣花裙子、衣装扔掉换成牛仔裤时，你怎么办？她发自内心地觉得穿牛仔裤、T恤衫比这些民族服装漂亮，怎么办？今天我们要保护文化遗产，但是这个保护文化遗产又绝不能变成妨碍、阻碍，或者不允许文化遗产持有者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审美改变它，甚至抛弃它的行为。你只能讲道理，只能启发，只能告诉他这是有价值的，你不能丢掉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你没有权力阻止他。

一个外国人到村子里，用一条牛仔裤和一个苗族少女换一件精美绝伦的刺绣，这绝对是不等价的交换，但是这个拥有了刺绣的外国人和换取牛仔裤的苗族少女一样欢天喜地。这就是我们意识上的差距。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你无法指责，你也不能说他不对，我们的困难就在这儿。

非遗保护需有法可依

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只有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让我们感到自豪，而且应该是也有着更多的亘古不变的遗产让我们同样感到自豪。我们既为我们每天都在创造的变化而自豪，也为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些没有变的、而且不能变的遗产而自豪！

中国人有一点是值得自豪的，就是只要我们明白过来就做得很快、很好。从2001年昆曲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活动是每两年一次，每一次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只能有一个项目入选。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现在进入非遗名录的已经有20多项了。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今年5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初步查明，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共87万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命名了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至2009年评定并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闽南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 （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在稳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和传习所建设，逐步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和队伍。

我们国家建立的四级非遗保护制度正在努力纠正“中央重视地方忽视”的 “倒金字塔”形。例如浙江省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的时候，两年动员了23万人次，每个村子都有三老：老文化人、老村干部、最年长的老学究。通过这次普查，不但让社会普通的民众了解到，甚至让专家都吃惊，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创举叫做整体性保护，把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和周围的一切整体性保护起来，包括服装、音乐在内的活态性保护。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了，你必须针对不同的事物制定不同政策，不能什么都 “一刀切”，要发展就所有都发展。最根本的是河北梆子还得像河北梆子，越剧得像越剧，新题材的歌剧就别非得让越剧承担这个角色。把这些思想理顺了之后，只要大家都有心，虽然我们的保护工作面对许许多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总有希望。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一是我们强调动态的保护，二是强调保护传承人。能让这个传承人一个是有饭吃，再一个是能够传承他的技艺。去年，我国决定，每年国家财政拨款补助8000元钱，这个8000元钱对于广州沿海地区的人来讲可能很少。但是对于甘肃的皮影艺人来讲，够他一年的生活。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人大常委会开会，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部历经多年修改的法律一旦通过，我们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真正有法可依。也可以这样说，这部法律通过之时，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法律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物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具体的规定。比如对于我们刚才讲的传承人，制定一些制度，也是四级的传承人制度。如果这个人被认定为国家级的一个项目的传承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传承人就有他的责任、有他的待遇，同时也有他的义务。比如说国家每年可以给多少就业上的补助，不但要补助你的生活，你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你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你的技艺传承下去。比如说规定你每人要带几个学生和徒弟，假如说你不传承，不做这个工作，根据法律你这个传承人就取消。包括这个项目已经入选国家级，经过检查你没有任何保护工作，而且在你保护的过程当中甚至出现了伤害，或者让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流失，有这样的现象，根据法律规定要摘掉你的牌子。所以对于法律工作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

我记得我们2006年第一次在国家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我们在展览结束的地方，特地设置了一块空白的展板，让人们在上面签名，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态度。仅仅半天的时间，这个展板就写满了字。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奶奶在签字，她表示不仅支持，更要参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于公众的高度关注，由于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我们对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也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顺利通过，也希望我们中国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想，我们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只有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成果让我们感到自豪，而且应该是也有着更多的亘古不变的遗产让我们同样感到自豪。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既为我们每天都在创造的变化而自豪，也为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些没有变的、而且不能变的遗产而自豪！

（作者：田青，全国政协委员、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