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电新近一期《瞭望》载文就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在西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来自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反思。然而，中国目前却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带给中国人诸多困惑。

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说，“现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像打擂台一样”。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对待保护的不当措施成了专家、学者们的批评对象；对于专家学者们的讨论，基层官员的反应是“没有什么新东西”；而被专家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传承人却始终是论坛的缺席者。

文章指出，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关心申遗，却并不完全为了保护，“为什么大家关心申遗，因为它能带来利益”。某地将四十多名老艺人组织起来集中培训。“这不是集中改造老艺人吗？”乌丙安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意是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如此一“改造”，显然就背离了初衷。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对这种“文化商品化”深有感触。在江西的流坑村，他看到，当地老百姓用来祈祷、祭祀的傩戏被搬上了戏台。“当你看到那些祈愿的仪式出现在戏台上，还有省里聘来的播音员报幕的时候，那感觉真是怪怪的。”还有环县。据康保成介绍，这个县原本有几十个业余道情皮影班组，为当地农民所喜闻乐见；如今，该县将这些业余的班组升格成中央剧团，还曾计划修建一个大剧场，并以此向文化部要求拨款。

对此许多专家、学者都势表示了担忧。而所有这些现状的症结似乎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中国学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主要还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我们更需要一种民族认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建筑、我们喝茶、我们歌舞，那都是我们集体无意识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学君研究员也指出，每一个民族事项背后都有一种核心价值，有自己产生的最早的原因。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看问题、看事物的方法。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汁原味”保护的问题，文章列举了一些有趣现象：淮河地区的花鼓戏申报，请了许多舞蹈家作指导。淮河两岸的老百姓是最苦的，没事就跳花鼓灯。实际上，人们只有在祭祀大禹王的时候才跳花鼓灯，是希望不要再发大水了。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保护的只能是空壳。“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依然是专家们所强调的。

文章援引专家观点说，当今社会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没有哪一个题目会像它这样包含着那么多的悖论：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商品的时候，就不再具有原来的功能。当我们把结婚这样庄严的事情变成一种有趣的活动来表演，供人观赏时，内心的情感、庄严的形式都被抽空了，保留的仅仅是外壳。这些情况应该说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和亵渎，也是脱离了生活。

反过来，原来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有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乡村，来到了城市，他们将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截取某些片段，当作一种旅游资源，供给那些不同生活方式的城里人或外国人来观赏，难道这本身不是生活的需求吗？怎么能说这是脱离了生活呢？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正是问题的核心”。

文章指出，“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对本土的问题要做一个更大跨度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从来就不仅与文化有关，而且与整个社会环境、政府职能、社会文化有关。有专家认为，由文化部牵头做保护似乎权威性不够，建议由国务院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轰轰烈烈的工程。